这时的严嵩已当上礼部尚书，他在神主入庙仪式结束后，还特意写了《庆云赋》、《大礼告成颂》，这两篇文章的确写得富丽堂皇，再加上严嵩奏请世宗接受群臣拜贺，使世宗通体舒泰，第二年，严嵩便升任太子太保，赏赐也与辅臣(即内阁大臣)等同。其实，在这以前，严嵩就已开始了献媚活动，只是成绩不够突出，未受重视而已。世宗嘉靖七年(1528年)，严嵩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去世宗的生父葬地显陵祭告，回来以后，向世宗说：“我奉命去显陵祭告，在恭上宝册和奉安神床之时，上天应时降雨，又应时晴天。产石地枣阳，有无数的鹳鸟绕集其上，等把碑运入汉水，汉水又突然暴涨。所有这些，都是上天眷爱，请陛下令内阁辅臣作文记载。”这马屁恰好拍在点子上，世宗听了，十分高兴，但还不足以被打动。
 

严嵩真正取得世宗的信任和好感，还是从趋奉世宗信仰道教开始。世宗崇信道教，其迷恋与狂热程度，在中国封建皇帝之中是极其少见的。他设醮坛，信方士，服丹药，中年以后，竟至不问朝政，专事玄修。一时之间，朝廷内外奉道之风大盛。廷臣为了博得皇上的恩宠，竟不去慰劳守边的有功将士，反而说是鬼神保佑，是道士的祷告之功，给持祭道士加官晋爵。翰林院的文官们也不去读圣贤之书，多把《道藏》翻来阅去;不写流芳百世的宏文，却去写那些莫名其妙的玄文。一旦被皇上看中，就能指日高升。因此，朝臣多舍弃本职，供道事玄，希求进用。一时间，京师几乎成了一个大道场。严嵩看到这种境况，当然不会劝谏世宗，只会迎合奉承。